总结 Executive Summary

巴以冲突经常被误以为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但事实上，真正开始纷争只是过去一个世纪的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虽然信仰不同的宗教，但宗教冲突只是表象。巴勒斯坦问题自始就是经济问题，核心是土地和人：两拨受尽苦难的人由于种种原因，都想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如果是宗教冲突，就难免陷入无法退让的争执；如果是经济问题，就可以通过商谈和妥协解决。

现代巴以冲突的开端要从英国说起。殖民主义时期，英国“一巴三吃”，将巴勒斯坦作为价码，同时承诺给了不同势力。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1917）。一战后，英国从奥斯曼帝国接手了这片土地。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1920-1948）的管治整体而言是失败的，英国也在不断充当和事佬的过程中对它逐渐失去了兴趣。1948年，英国撤军，以色列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49）标志着以色列建国，并开始了与周边国家的长期冲突，也有了联合国第一次正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尝试：联大181号决议（1947-48）。战争持续了超过半年。最终，巴勒斯坦被以色列、约旦和埃及瓜分。这场战争对阿拉伯人而言，是一场大灾难。停火后，边界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未能解决，也为后续各方冲突升级埋下了伏笔。

埃及逐渐成为阿拉伯人团结的希望。埃及总统纳赛尔将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直接触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以色列联合英法入侵西奈半岛，但在国际压力下迅速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停火只是暂时的：埃及随后卷入戈兰高地的叙以冲突，又与约旦结盟，以色列感受到多方夹击的威胁，决定先发制人，是为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六日战争中，以军一举控制巴勒斯坦全境，还拿下了原埃及控制的西奈半岛、原叙利亚控制的戈兰高地以及原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可谓大获全胜。巴解组织也是此时在开罗成立的。

战争后，安理会242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提出了著名的“土地换和平”原则，为日后其它和平尝试奠定基础。然而，埃及和叙利亚对于丢失大片领土耿耿于怀，随后发动了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战争前两日，埃、叙战场占优。并且为了报复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还实施了石油禁运，促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但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迅速翻盘，三周内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阿拉伯人的信心得到了增强，也看到了无法用军事力量消灭以色列的现实。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签订和平协议，并从西奈半岛撤军。

眼见以色列建国数十年，自己却成为了无家可归的难民。面对人口增加和失业率上升，以军长期的镇压带来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巴勒斯坦人的耐心在不断衰减。1987年，巴勒斯坦人开始发动一系列抗议和暴力骚乱活动（第一次大起义，1987-1993），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也在加沙成立。

巴以双方最接近实现永久和平的一次机会是在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会面并签署了奥斯陆协议（1993-2000），承诺用5年时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然而，5年换来的是拉宾被刺身亡，是一系列屠杀和报复。2000年，拉宾的继任者在戴维营提出了归还几乎全部约旦河西岸领土和整个加沙的和平方案，但最终和谈无果而终。2个月之后的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沙龙执意登上圣殿山参观阿克萨清真寺，点燃了第二次大起义（阿克萨群众起义，2000-05）。这一次，抗议、罢工和投掷石块变成了坦克、火箭弹和人肉炸弹，态度相对温和的法塔赫（巴解组织）也在选举中败给了对以强硬的哈马斯。似乎，这个世界日益容不下温和的中间派。

1914年前：背景

• 公元7世纪，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被阿拉伯穆斯林人占领并统治
• 公元前15世纪左右，犹太人散居于现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区域；公元前64年，古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将巴勒斯坦划入古罗马帝国；犹太人在公元135年左右被古罗马人赶出这一区域；到19世纪时，大多数犹太人住在俄国位于欧洲的部分
• 1882-1914年之间，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其中一部分回到了巴勒斯坦。他们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名维也纳犹太律师和记者的影响：Theodor Herzl。Herzl于其1896年出版的《The Jewish State》一书中，呼吁犹太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 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 (JNF)于1901年成立，主要目的是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并建立定居点
• 与此相近时间，关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表述开始增加；巴勒斯坦身份认同正在逐步建立

1914-1948：两次世界大战前后

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阵营，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服役于其军队；随着同盟国的战败，奥斯曼帝国将结束其对中东长达400年的统治。一战期间，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了3个互相矛盾的承诺，将对此后的地区局势变化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 对埃及承诺阿拉伯国家独立：1915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Henry McMahon向麦加谢里夫Hussein承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尽管McMahon有意对巴勒斯坦地位保持了模糊；相应的，Hussein领导阿拉伯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E.Lawrence）参与的正是此次起义
• 对法国承诺分割地区利益：1916年，英国与法国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the Sykes-Picot Agreement），约定两国分治阿拉伯地区，而巴勒斯坦则会受某种“国际行政当局”的管理；
• 对犹太人承诺建国：1917年，英国发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这也是3个承诺中影响最深远的。

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1917

贝尔福宣言由英国外交大臣Arthur Balfour向英国犹太人群体递交，原文极为简短：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view with favour the establishment in Palestine of 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will use their best endeavours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object, it bei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nothing shall be done which may prejudic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existing non-Jewish communities in Palestine, or the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enjoyed by Jews in any other country.” （“国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不得有任何行为，是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英国签署贝尔福宣言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战略考量：巴勒斯坦离苏伊士运河100英里，后者对英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英国在当地影响力正在受到奥斯曼帝国、法国和俄国的侵蚀。如英国能通过支持犹太建国，对当地更为直接地施加影响，好过赛克斯-皮科协定下的国际分治安排。

贝尔福宣言包含4款，前两款涉及支持“民族之家”的建立，后两款涉及不同群体的权益保障。但宣言（刻意）的模糊性，以及对非犹太社群的歧视态度，为此后犹太与非犹太社群在该地区的持续冲突埋下了隐患。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群体，以及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均不接受贝尔福宣言。

1. 犹太“民族之家”还是“建国”：尽管用词刻意模糊而避开先例，但贝尔福宣言仍被认为是英国政府对帮助犹太人建国的承诺。英国和美国媒体开始使用“犹太国”（Jewish State）等称谓
2. “民族之家”在巴勒斯坦的范围：宣言刻意使用了"in Palestine"而非"of Palestine"的表述，也并没有定义任何地理范围；但在一战后1922年《丘吉尔白皮书》（Churchill White Paper，或被称作《英国巴勒斯坦政策》）中，时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的Winston Churchill确实明确了，“……声明所指并非巴勒斯坦全体应被转变为犹太民族之家，而指其应‘在巴勒斯坦内’得到建立”。无论如何，这一有意模糊与此后巴勒斯坦边界划分困难有直接关系
3. 巴勒斯坦非犹太社群的权益：宣言时，巴勒斯坦超过90%的人口并非犹太人；宣言未要求保护这些人口的政治权利，Balfour也于1919年2月（在与Lloyd George的信件中）表示，不承认这些人口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权；这与宣言对犹太社群的保护有明显的冲突
4. 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权益

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 British Mandatory Palestine 1920-1948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在国际联盟主导下，英国和法国托管了原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领土，贝尔福宣言的内容也被整合入托管安排中。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正指1920-1948年间的巴勒斯坦地区。

托管时期（尤其是前期），犹太民族社群发展快速，其中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和总工会（Histadrut）的成立尤为重要：

1. 以色列犹太事务局，成立于1929年，是事实上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政府；
2. 以色列总工会，成立于1920年，组织和保护犹太劳工、设立社会福利项目和学校等；其为重要党派之一：以色列工党（Israeli Labor Party）的成立立下基础。

随着阿拉伯人势力增强，以及英国通过限制犹太移民等方式试图安抚阿拉伯人的举措等，推动一名俄国犹太人Vladimir Jabotinsky成立政党，这也是利库德集团（the Likud Party）的前身。

在阿拉伯人的角度，托管只是改名的殖民。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回归权”（right of return）。他们未必否认犹太人与该地区的历史和宗教纽带，也不否认犹太人在欧洲受的歧视和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权利就高于阿拉伯人权利。

1929年，托管地发生了一系列暴乱，导致英国政府展开调查，并表示：犹太人购买土地以及使用纯犹太人劳工的行为增加，导致当地产生了“无地的不满阶层”（a landless and discontented class）；除此之外，纳粹势力抬头推动犹太难民迅速增加，以及经济萧条带来农产品价格暴跌的经济问题，也被认为是暴乱发生的原因。随后，英国政府发布了帕西菲尔德白皮书（Passfield White Paper），建议限制犹太移民和土地买卖。这一白皮书在英国锡安主义支持者中造成了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压力下，英国政府部分撤回了这一提议。但对阿拉伯人而言，这被认为是英国人的又一次背叛。

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 the Arabic Revolt 1936-1939

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英国托管统治、要求阿拉伯独立、结束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的民族主义运动。1936年，英国成立了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调查起义原因。皮尔委员会的主要建议是将巴勒斯坦分割为3块：犹太国、与外约旦连接的阿拉伯国、以及残余部分的托管区域；并且，委员会建议将拟成立的犹太国上的22.5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转移到阿拉伯国。然而，阿拉伯人以及修正锡安主义犹太人都反对这一提议。面对战争阴霾，担心将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向对立面的英国最终也（在Woodhead委员会报告中）表示分割计划并不现实。

根据一个来源，整个起义中超过5千名阿拉伯人、300名犹太人和262名英国人死亡，至少15,000名阿拉伯人受伤。起义的结果基本是失败的。犹太人移民活动继续进行，1936年，犹太人已经占到巴勒斯坦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并且，英国加大了对哈加纳（Haganah）等锡安主义民兵组织的支持力度。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打击，其主要领导团体被摧毁或流亡，对此后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阿拉伯人的实力造成了影响。

在英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厌倦正在增加，托管地日益被看作一个昂贵的负担，影响自身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最终将促成英国在1947年撤出巴勒斯坦。时任英国少将的Bernard Montgomery表示，

“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再谋杀犹太人，这就是现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很可能未来50年还会继续。” （“the Jew murders the Arab and the Arab murders the Jew. This is what is going on in Palestine now. And it will go on for the next 50 years in all probability."）

1939年，英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White Paper of 1939），支持两国方案，希望在10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尽管这一想法和托管安排的要求或有冲突。

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托管地分割方案 UN Resolution 181: Partition Plan 1947-1948

二战期间，驻军的食品等物资需求推动战时经济发展，而阿拉伯人在起义后也需时恢复，巴勒斯坦地区反而相对平静。战后，英国宣布巴勒斯坦政策不变，移民不会大幅增加，也不会有单独的犹太国；而犹太人经历了二战，其耐心正在迅速下降。1946年，右翼锡安主义地下组织伊尔贡（Irgun）在耶路撒冷发动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King David Hotel bombing）。该酒店是英国驻军的行政总部。爆炸杀死91人，受伤46人。这起事件及1947年另两期事件（对两名英军士兵的报复，以及英国拒绝载有4,500名犹太难民的“出埃及记号”（Exodus）进入巴勒斯坦），以及二战后英国自身经济受到的严重影响，最终促使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巴勒斯坦托管地分割方案，提出建立犹太和阿拉伯两个国家的两国方案，尽可能纳入更多的犹太人进犹太国。耶路撒冷则成立独立个体，由联合国治理。

181号决议的方案被认为是偏锡安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分配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是犹太人的2倍，但62%的土地被分给了犹太国。代表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新成立不久的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和政府均反对这一方案。大部分犹太人接受该方案。

181号决议通过后1天，巴勒斯坦的犹太和阿拉伯社群发生冲突，并演化为1947-1948的托管地内战，而英军则继续撤离。在1948年3月，以色列哈加纳提出了D计划（Plan Dalet），其中除了占领英军留下的警察站等设施外，还载有关于包围、搜索和摧毁占领区内的阿拉伯村庄，遇到抵抗则驱逐村庄内居民等描述。1948年4月，以色列伊尔贡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遇到抵抗，部分村民在战斗中死亡，部分则在试图逃跑或投降时被屠杀。至少107名巴勒斯坦阿富汗村民死亡。代尔亚辛村大屠杀对这一时期的阿以关系造成了重要影响。大量阿拉伯人受惊而逃亡，犹太人内部也多有反对声。

1948-1949：阿以战争

以色列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 the Palestine War（1948-1949）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时期正式结束，以色列发表《独立宣言》。周边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纷纷派军进入巴勒斯坦，试图阻止以色列建国。以色列独立战争（又称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打响。

战斗分为多个阶段，期间联合国等机构促成了若干停火，但均未持久。并且，来自瑞典的联合国调停官Folke Bernadotte还在1948年9月被以色列的锡安主义准军事组织莱希（Lehi）暗杀。

最终，1949年初，各方实现最终停火。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划定的停火分界线被称为绿线（Green Line）。1949年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间，绿线可以被认为是以色列事实上的（de facto）国界。

停火协议签署后，原本应当寻求永久和平，但边界与难民两大问题一直困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随后的30年内，以色列和周边的任何阿拉伯国家都未能签署和平协议，直到1979年埃以和约。

战争的结果是：巴勒斯坦托管地不复存在，除新成立的以色列外，约旦占领了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埃及则在加沙建立了一个附属国：全巴勒斯坦保护国（All-Palestine Protectorate）。对以色列人，这是民族解放之战；对阿拉伯人，这是“大灾难（Nakba）”。约70万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其中的许多成为了无国籍人，困于难民营中。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其回归权问题将在此后的巴以冲突中持续扮演关键角色。

以色列作家、记者、政治家和活动家Uri Avnery曾参与了这次战争。他表示：

“not to allow the 750,000 Arab refugee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was what did the most to determine) the subsequent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不同意75万名阿拉伯难民回归是后续冲突历史（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1950-1966：六日战争前

1949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后，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前，约286名以色列平民和258名以色列士兵被阿拉伯渗透者杀害，而阿拉伯方面死亡人数则在2,700到5,000人之间，尽管也很难说涉事的阿拉伯人是否是“渗透者”，还是单纯处于经济等原因，未经授权的越境人员。

另一方面，血腥的冲突提升了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几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要势力和人物也在这一阶段显露头角。1952年，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成立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Movement for Arab Nationalism），其主要目标是解放巴勒斯坦，但其成员相信这一目标的实现前提是阿拉伯的团结，以及来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支持。其中，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被认为是可以团结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的重要领袖。尽管如此，1964年，在开罗的一次会面中，纳赛尔表示并无立刻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从埃及的角度，埃及自身亟待建设，纳赛尔并不希望在此时刺激以色列。这对于期待纳赛尔领导团结的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是个沉重的打击。部分为了安抚巴勒斯坦的活动者，显示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形象，196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宣布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or PLO）。

除此之外，1959年正式成立的法塔赫（Fatah）（前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其创始人之一便是之后将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第一任主席的亚希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65年1月起，法塔赫呼吁巴勒斯坦人开始武装斗争。

苏伊士运河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 the Suez War（1956）

苏伊士运河由法国和埃及出资，在1869年开通，联通地中海和印度洋，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875年，埃及将其股份出售给英国买家。1950年代，中东局势受冷战双方影响，但推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仍然是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1955年，之后将会成为第11任以色列总理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率军队突袭位于加沙的埃及军队总部。后续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埃及承认中国地位、向苏联盟友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装备和美国撤回阿斯旺水坝资助等问题，也使埃及和纳赛尔处在地区冷战影响的中心。作为一系列事件后的戏剧高潮，在未经各方磋商的前提下，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对以色列航运关闭运河和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并封锁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

此举相当于关闭了以色列通往红海的通道。以色列遂与英、法共同进攻西奈半岛，埃及军队迅速败退。然而，在国际压力下（其中最重要的是担心阿拉伯国家倒向苏联的美国），进攻仅维持了9天，各方便达成了停火协议。

某种程度上说，冲突带来的埃以双方的紧张态势，以及缺乏正式和平协议，为1967年六日战争做了铺垫。

1967-1973：六日战争与赎罪日战争

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 the Six-Day War 1967

六日战争的主要导火索是埃及卷入戈兰高地的叙以冲突，以及埃及和约旦签署五年共同防御条约，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以军决定先发制人。1967年6月5-10日的六日内，以军便夺取了了原埃及控制的西奈半岛、原叙利亚控制的戈兰高地以及原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战争结束时，以军已经控制了原先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全境，可谓大获全胜。六日战争是中东局势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一，对阿拉伯国家造成了重大打击。

安理会242号决议 Resolution 242 1967

为了寻找阿以冲突的解决方案，1967年11月，在冲突结束后近半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242号决议。决议包含了五大原则：1. 以色列撤出占领区；2. 在安全和被认可边界内的和平；3. 航行自由；3. 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5. 非军事区的安全保障措施。其中，第一点被拓展为“土地换和平”（Land for Peace）原则：以色列撤军换取各方和平。当时，以色列与任何阿拉伯国家都没有签订正式和约。“土地换和平”为此后埃以和约和以色列-约旦和约的签署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埃及、约旦首先接受了242号决议内容，埃及和约旦实际上承认了以色列“存在的权力”（right to exist）。

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 the Yom Kippur War 1973

又称斋月战争、十月战争等。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政府试图夺回六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并在头两日占据上风。然而，几天内，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发起了反攻。战争持续了三周，最终以以色列胜利告终，但阿拉伯人的自信仍然得到了增强，也使阿拉伯国家意识到，难以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推动阿以和平展开。而以军在战争初期的挫败，打破了以色列国防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并从西奈半岛撤军。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交好的阿拉伯国家。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则愈加感到被孤立。

赎罪日战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为了报复对以色列的支援，阿拉伯国家在沙特阿拉伯领导下，对美国等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直接促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其始于1973年10月，持续了将近1年，全球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12美元，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

1974-1987：第一次大起义前

1970年，巴解组织在约旦内战中试图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一世（King Hussein of Jordan）失败，约旦随即开始对巴解组织进行打击，巴解组织领导层和士兵从约旦逃至叙利亚，最终到达黎巴嫩，并开始从黎巴嫩对以色列进行突袭。这使黎巴嫩成为巴以冲突的中心，并将促使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爆发。与此同时，黎巴嫩内部多个派别的冲突也演发为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 The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1982

以色列驻英大使Shlomo Argov于1982年6月在伦敦遭巴解组织的竞争对手Abu Nidal组织枪击受重伤，是黎巴嫩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1982年6月6日，黎巴嫩战争正式爆发，战斗的主要阶段持续了3个月。最终，1982年9月，巴解组织从黎巴嫩搬至突尼斯，并使得突以关系恶化。以色列从1985年开始从黎巴嫩撤军，导致叙利亚在事实上占领了黎巴嫩的大片区域。

此外，黎以冲突又加剧了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地民兵的冲突，巩固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的势力。真主党将在叙利亚和伊朗支持下，成为黎巴嫩南部游击活动的主导势力。

戴维营协议 Camp David Accords 1978

这一时期也并非全无和平的希望。随着埃及总统在1977年首次访问以色列，埃以关系开始缓和。1978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邀请下，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合称“戴维营协议”。两国在1979年正式签署和平条约。

然而，埃及为此与其它阿拉伯国家关系破裂，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更是在1981年被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成员暗杀，阿以和平进程再度陷入僵局。

1987-1993：第一次大起义 the First Intifada

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军事占领，至此已经持续了20年，巴勒斯坦人日渐沮丧，并在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抗议和暴力骚乱活动，被称为“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起义的导火索是1987年12月加伯利亚难民营的一场卡车事件，但长期不满情绪的来源主要是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和失业率上升的经济问题，以及对占领军长期任意拘留、殴打、驱逐、拆毁房屋、宵禁、连坐惩罚等镇压行为的反抗。此外，巴勒斯坦政治和军事组织哈马斯（Hamas；正式名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在第一次大起义后不久在加沙成立。

第一次大起义从1987年开始，直到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后才告结束。

1991至今：和平进程

奥斯陆和平进程 the Oslo Peace Process 1993-2000

进入1990年代后，第一次大起义的冲突双方都逐渐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并开始试图寻找和平方案。同时，随着苏联在1991年解体，美国试图在世界建立“新秩序”。这些因素推动了各方进行谈判。

奥斯陆协议以1978年戴维营协议为基础，基于双方首次互认，实现了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直接谈判。前者领导为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后者则为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1993年9月， 各方签署了名为《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声明》（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Interim Self-Government Arrangements）的协议，本质上：

• 巴方承认以色列国，并放弃使用暴力，停止大起义；
• 以方承认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并逐步撤军。 此外，协议附件3还要求建立巴以之间的经济合作委员会，在水资源使用、电力、能源、金融、交通和通讯、贸易、一般工业、劳工关系、社会福利等方面展开合作。

奥斯陆协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机构，并在5年过渡期内，在安理会242号决议（六日战争）和338号决议（赎罪日战争）的基础上，永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难民、边界和定居点问题被搁置到永久协议解决，但永久协议并未到来。相反，5年的时间给破坏者提供了充足的时间。1994年，极端锡安主义者、以色列裔美国医生Baruch Goldstein在西岸城市希伯伦的麦比拉洞清真寺用机枪向穆斯林信众扫射，死伤近200人，事件被称为希伯伦大屠杀（Hebron massacre）。1995年，拉宾遭反对协议的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期间，双方报复行动不断，协议最终名存实亡。

奥斯陆协议的设计者们原本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提升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生存环境，进而促成和平。在奥斯陆协议的基础上，以巴双方于1994年在巴黎签署了一份经济关系协议（又称为《巴黎协议》，the Protocol on Economic Relations），并最终被整合进1995年签署的第二份奥斯陆协议（《西岸及加沙地带临时协议》，The Interim Agreement o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然而，以巴双方经济和综合实力过于悬殊，数份协议最终反而限制了巴勒斯坦经济发展。持续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等冲突事件也使以色列减少了对巴勒斯坦劳工的依赖，进一步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收入。1994年，以色列雇佣了西岸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大约30%；到1996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18%。

戴维营和谈 2000

2000年7月，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阿拉法特在美国斡旋下，再次在戴维营展开和谈，试图挽救奥斯陆协议。巴拉克向巴勒斯坦人提出了包括归还西岸90%以上领土及全部加沙领土在内的方案。然而，巴勒斯坦人认为，在六日战争的基础上，以色列还要占领额外10%的西岸领土是不可接受的。领土纠纷，叠加耶路撒冷问题和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使得本次和谈无果而终。2个月后，新一轮暴力冲突即将开始。

2000-2005：阿克萨群众起义

阿克萨群众起义/第二次大起义 the Second Intifada/Al-Aqsa Intifada 2000-2005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右翼反对党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防暴警察护卫下，参观了位于东耶路撒冷圣殿山的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重新引发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是第二次大起义（阿克萨群众起义，Al-Aqsa Intifada）的直接导火索。

与第一次大起义的抗议、罢工和投掷石块相比，第二次大起义的暴力程度大幅提升，迅速转变为了武装冲突：以军大量使用坦克和空中打击，并进行了多次“定点清除”行动，对象经常是哈马斯组织成员。而巴勒斯坦人则进行了大量主要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以及火箭弹袭击，试图打击以色列社会士气。

第二次大起义的结束时点并不明确。一种看法认为，以色列在2004-2005年之间单方面撤离（“disengagement”）加沙地带是第二次大起义结束的标志之一。于2003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两国方案下的和平路线图。沙龙同意了这一路线图，但同时也在做自己的计划：2003年12月，沙龙提出从加沙单方面撤军。一般认为，沙龙的主要目的是“以加沙换西岸”：通过先发制人的撤军，换取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

以军撤离后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选举中大胜，获得了132席中的过半数（74席），使得法塔赫（巴解组织）成为了少数党派，仅获得45席。反对奥斯陆协议的哈马斯在选举中获得胜利，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对巴以冲突态度更趋强硬的标志。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也持续发生冲突，又寻求和解。

重大风险提示

• 时间局限：本文绝大多数内容局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05年哈马斯上台之间的约90年时间。尤其是，考虑到中立性争议，笔者刻意没有包括近20年左右发生的事件，包括多次加沙战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所谓“世纪交易”、2023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等。无论如何，这不会影响对地区历史的整体理解。
• 中立性局限：巴以冲突是仍在持续进行的冲突，并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作为业余兴趣爱好的非专业人士，笔者不可能确认信源的中立性，遑论判断准确性。本文大多数信息来自于维基百科的对应页面，以及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Michael Scott-Baumann的《the Shortest History of Israel and Palestine》等著作，仅供娱乐参考。此外，地区控制权变化的数张地图来源于《经济学人》。
• 笔者能力局限：包括背景知识的缺失、写作能力的匮乏（尤其是以战争为分界点的故事线带来的缺陷）、难以避免的个人价值倾向、以及编辑和校对的完全缺失等。